在疫情时期，沉浸式的媒体互动转向毫无退路的“屏幕对视”，由此带出一个问题，持续升维的新媒体艺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降维？如果说技术更迭持续激发了新媒体界面的变革，那么，技术是否有转折点？它会在何时发生？“降维”之于新媒体艺术有着怎样的意味和技术伦理的震动？围绕以上议题，我们邀请了“共时”展的两位艺术家（胡介鸣、aaajiao）、策展人李振华和三位活跃的新媒体艺术家（郑达、张海超、周姜杉）加入视频连线。这一讨论是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的一部分，此次线上沙龙由坪山美术馆副馆长李耀和《打边炉》主编钟刚共同主持。发布前经过与谈人的审校。
“共时”展策展人，工作于苏黎世、柏林和香港
屏幕之下，我们哪也去不了，就跟现在在家隔离的状况是一样的。屏幕让我们看到其他人一些可爱的小动作，这就是一个挺好的联系了，真正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去理解屏幕？关于技术的手段、权力的架构，我们谈论了很多，但当这一切放到普通人的线索当中时，要怎么去用？怎么好用？怎么参与？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现在文艺工作者们做大量直播的动作，其实直播文化并不是我们这个行业所擅长的，通过网络端口搬上来的直播，真的有那么多人爱看、爱听吗？我自己发明了一句话是“直播不带货就是耍流氓”，“带货”这件事成为了社交媒体现实里面特别重要的环节，这并不只在于购买本身，而是购买成为了交互的必要部分。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关系，在这样的空间关系里面，我们必须学会自处以及和他人相处，更深度地去发觉周围的人，包括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文化价值。到了疫情这个时刻，生活被迫停下来了，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更好地从他们的工作里面去体会。一切还是要回到“共时”的概念里，回到不同人各自所存在、经历的当下，考虑自身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今天的世界。当然，每个人都会构成他的态度、观点或者是不太一样的知识逻辑线索，可能有的人关注的时间切片是在很古远的过去，有的人关注的时间切片跟他的家庭或者私人情感相关，人如何在同类的知识和关注里面找到各自情感上的联系，这也是我所感兴趣的。
屏幕成为了我们存在于世界的一种方式，透过屏幕界面看到的，正是我们的自身。从我的实践来看，从事艺术表达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说自话、自言自语的过程，人的情感有着非常大的共性，创作并不需要去顾及“说给谁听”这个问题，说给自己听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最普遍的传递。为什么艺术品这么容易调动我们的情感，首先因为它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但不是一般的物质，我把它称作情感物品。所谓的情感物品，是指在物品形成的过程中揉进了大量人的情感要素，当我们和这些物品相遇的时候，内心的某些触点便很容易被这些物品唤醒。在人与物品沟通的过程中，最直接发挥作用的是感知系统，所有的解释，相较于情感和艺术品相连瞬间的力量，显得苍白且微不足道。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解释，我们还是有必要去了解、破解这个谜，用知识来解释它的吸引力，并再次回到理性。对我来说，感知和技术都是人类能力范畴内的问题，只不过它们是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能力。感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能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技术的能力则是后天的，起到的是转化、表达感知的作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开车，他必须经过学习、练习，通过后天的渠道来获得技术。我觉得没必要单独把技术列出来贴上标签，世界上任何的人造物都包含了技术，在对感知的转换上，也都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打磨。技术、感知，两种能力相辅相成，又合为一体，融为我们人类生存表达整体需求的能力。有人会问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我创作的过程中会经常停下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我想，创作的过程就是在创作者和观众两种眼光之间不断切换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家和观众其实也是一体的。对屏幕交流方式的讨论，让我想到了电影和戏剧的关系。要说真假的话，肯定是真人表演要更加真实，但我们不会去争执戏剧和电影之间的“真”或“假”，反而是在电影语汇的使用和编辑下，让我们更加有一种“真实”的感觉。而且电影能够通过不同的镜头，充分模拟人不同的观看视角，我们更自由了，或许以后我们对日常世界的观看和想象也会优先在屏幕中进行呢？把真实生活搬到屏幕上，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宽的选择面，能看到更丰富的视角，反倒是突破距离的限制之后，我们可以真正做出选择。
屏幕和人类之间最大的共情绝对是一种探索我们生存真相的方式无法和人共情、总是能和艺术史共谋的展览，我都不敢看。很多在美术馆或是一个特定场所发生的、非艺术家个展的展览，对我来说基本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我挺害怕看到这些展览的，这种艺术史式的回忆，可能作为一篇文章或是作为策展概念之一便已经足够了，最终却需要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去形成一个展览，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本来尸体还能散发一些气味让观众有所感触，现在被处理过后的尸体还要再去泡福尔马林，最后展览跟观看者根本没有关系。艺术生态是很丰富的，我们不能因为美术馆是一个带有教育性质的公共空间，又因为美术馆内的展览和艺术有关联，就理所当然地认可展览对观众的教育意义。在当下的这个策展环境中，无论是双年展还是大部分的大型展览，很难真正做到跟观众共情。共情绝对不是指观众在没有接触和学习艺术的途径情况下，依旧能看得懂展览，而是说，观众有没有这样一种共情的渠道，在展览中产生观看以外的感觉。当展览在公共场所出现时，需要去考虑一下观看者的角度，这是美术馆的工作，也是策展人的工作，需要大量扎实的准备，它才具有一个展览在公共美术馆内存在的价值。否则我会觉得很多展览只是搬运了一下，从一个美术馆流转到另一个美术馆，跟公众没有真正的关系。从字面上来说，大多数人对手机、电脑，包括呈现信息的屏幕的理解，都是一个“设备”的定义。但我对“广义的屏幕”的定义是——信息流动的媒介，只要人类可以在这个界面进行交互，它都属于屏幕的范畴。我通过这样的描述方式拓展对屏幕的理解之余，也拓展了我们对数据的理解，希望可以在当下大家更能共情的科技语境下，不先入为主地受到屏幕设备性的限制，重新看待一些有很长历史的人类行为活动，可能会体验到更多的东西。当我们承认了自己是生活在信息流动界面下的一代人之后，便会发现在这样递进的认知关系下，在现在社会结构下，在我们与科技、文明达成的共识之间，我们作为人类的第一身份，已经从一个直立的智人转向了用户，成为用户已经成为现状，我们再没有机会摆脱屏幕。我们在社交媒介、设备上存储的照片、文字、语言，形成了新的外置记忆，跟大脑中的记忆一样，成为人完整记忆系统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要怎么以用户的身份去看它，去重新寻访？我今年的新展览叫做player，在前面所讲的铺垫下，我们已经是用户了，也已经承认我们看它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外置记忆的新的记忆系统来明确我们的主体性，那就看看在最极端的环境下，当我们成为一个虚拟世界中的玩家，根本不用在意肉身的限制时，玩家的视角能让我们看到什么？所以我并不觉得人和屏幕之间是一个奴役的、被吞噬的关系，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以数据作为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的方法，这不是一个枷锁，而是一种可能。如果人类还受制于身体本身，我们无法放弃对真相的欲望和执着。我在作品中也讨论过，作为用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实现非常有限的时间穿越，这绝对是一个机会。最终我们要清楚的是自身的处境，并在处境中找到更多的可能，继续讨论人类存在和文明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局限在压迫和被约束的状态当中。屏幕或是科技迭代和人类之间最大的共情绝对是一种探索我们生存真相的方式，但因为屏幕之下共情的极度放大，我们对科技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抵触，这真是人类非常奇妙的地方。如果我们厌倦了这样的共情，最好的方法就是跳出这个思维去想想别的事，这样才更有可能明确我们为什么能形成这么大的共情，也只有如此大规模的共情，才刺激了我们跳出它本身，看到更多的方法。艺术家，“低科技艺术实验室”创立者，工作生活于武汉我们并没有通过屏幕看到更多，反而是算法让你看不见更多屏幕的背后越来越不可知了，它和我们面对的世界一样，充满着未知的神秘感，谈屏幕背后的逻辑，要更有意思。屏幕意味着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交易，它充斥着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信息之间的交换，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方式，而屏幕上的这一切，都来自于计算的生产力。早期屏幕给人的感觉仅仅是一种由各种算法推动着的交换互动的界质，但现在的计算逻辑越来越像一个黑箱，并不是我们通过屏幕看到了更多，反倒是在算法的运算下，让你看不见更多的东西。屏幕无处不在的今天，界面之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数据内容的需求，我愈发感觉技术系统像冰山一样，大多数人没办法看到存在于海平面下巨大的部分，更无法感知、理解这下面的生产机制。我们非常容易就能感知手机拍下来的图像，却很难察觉到，当我们关掉手机，机器仍在读取由你而生产的图像，比如开车进出停车场时摄像头记录下的车牌号，这些图像是专门为机器生产的，我觉得用户已经拓展到脱离人类主体，成为了机器跟机器的一种对话。在当下的这种记忆存储方式之下，屏幕成为了一种迁移的生存之道，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加速地迁移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在经历了变异的全球化之后，屏幕界面的热点可能转向的是互相链接更大流量的产生。只不过我觉得，既然我们没办法摆脱屏幕，屏幕本身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它在不断地完善或是建构我们世界的同时，也在必然地走向崩离。回到你的问题——能量去哪了？low-tech低科技这个概念，确实是跟界面有关系。我们最初做低科技艺术实验室的时候，关注的是图像分辨率的问题，当时智能手机还没有现在那么普及，对屏幕的定义和今天越来越被清晰的屏幕所包裹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是位典型的未来主义者，也特别相信社会的自我更新能力。我在湖北，遇到疫情之后，我已经做了第三次核酸检测，在家被隔离了大概四个月，经常感觉到屏幕跟现实的混杂，没办法从中抽离。在这么长的寂寞时光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科幻电影和文学作品，突然感觉技术在今天被抬到了一个特别高的位置，自然的层面却被忽视了。我作为艺术家来说，现在想看到更多自然产生的数据和自然的运行机制，用技术性的逻辑去理解自然，反而不再是回归屏幕了。在我之前的一个作品data pool中，我们尝试能否把风、水这样自然的介质之间的能量传递，通过数据生产的形式，转换成我们所能感知的程度。低科技艺术实验室走过了十年，今年是第十一年，我对技术这个手段本身的使用是否可控已经不太好奇了，也无法对“高”、“低”划一条特别清晰的界限，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当下媒体文化或是科技生态的调侃，当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时的幽默反应吧。
艺术家，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艺术与科技教研室主任,工作生活于重庆真正从技术逻辑来梳理的话，权限的开源，可以被归纳至一个统一的技术执行标准——前端和后台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数据流通，包括不可见的运算部分，都属于“后台”的范畴，前端则是我们所说的屏幕界面以及所有可见的图像部分。前端和后台之间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尽管新媒体艺术乃至我们日常生活基于屏幕所展开的交互体验，更关注前端界面的部分，用户的权限却是由后台所控制的，非技术专业的用户几乎不会、也很难关注到具体的数据流动问题。生活中，只要我们建立一个虚拟的账号，就已经涉及到了权限的问题。普通用户只有修改自己账户数据的权力，再往上看有管理员的存在，又因为权限的高低形成了管理员之间不一样的阶级。对用户来说，我们一直都在参与权限分配的过程，只不过我们是被分配的角色，很难关注到自己在网络权限的分配中具体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之前作品通过使用者在虚拟世界内的操作，带动起现场绑定的机械装置，希望讨论：尽管用户无法看到权限的分配路径，但我们在前端的操作和后台相应的变化之间、在权限分配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场域？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和我们作为权限的分配者时，这两者的身份之间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屏幕确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单纯就屏幕这一媒介而言，它一定会不断地入侵我们的真实生活，直至我们完全地进入虚拟世界。刚刚提到了“带货”，实际上在网络直播的媒介渠道中，直播主比我们要更加地了解这个媒介，更知道如何去运用它，更会知道如何让人把钱掏出来。我们不需要去回避这样的趋势，只能去熟悉、了解媒介本身，在屏幕不断入侵的环境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看到的视角并不是所谓的“升维——降维”的概念，反而更接近刚才大家提到的“能量转移”的概念。站在美术馆的视角来看，现场感对新媒体艺术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回到前端和后台的概念，尽管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部分被削弱了，但不可见的部分，不管是数据还是其他的算法逻辑，真正的网络不仅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还是会把网上的虚拟呈现当作是宣传的附属品，当我们感觉到它无法百分之百地满足对事物的了解需求时，去现场看就可以了，这给了我们一条可选择的退路。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这条现场的“退路”被强制性地切断了，而人对事物的感知完完全全地挤压到了虚拟端的部分，它构成了我们认知的全部。很多的作品或者事物，没有办法做到从实体端到虚拟端完全的转换，这一定会面临媒介语言自身限制所导致的大打折扣的呈现效果，乃至我们强烈的不适感。从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媒介从原来的从属地位，到现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了。2000年初的时候，就有艺术家尝试过网络上的虚拟展演，但因为大环境还是基于真实媒介，他们的实践除了行业内的参考价值以外，并没有形成更大的反响。当下我们面临的是几乎所有高校都要去做线上毕业展、毕业典礼的现状，某种程度上来说，经过了疫情期间的强制性转换，所有人都被迫着接受虚拟平台这样的媒介呈现方式，这就不再只是一部分新媒体艺术家的尝试了，我们真真正正地开始在实现数据交换的基础上，进行这种仅限于视觉、前端、界面这部分感知刺激形式的作品。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新媒体艺术而言，会带来更多社会层面的意义。新媒体艺术这两年来视觉化的流行趋势被疫情强制性叫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反而它能让我们回到网络更原始的阶段，脱离屏幕图像的限制，真正关注社会能够通过屏幕形成一种怎么样的虚拟人际交互，又如何更好地通过虚拟媒介呈现艺术的问题。
艺术家，屏幕间SCREENROOM创办人，PPPP 新媒体艺术空间联合创办人，工作生活于北京我们需要更丰富的空间，承载人们对屏幕不同的感知和表达网络重构、代替了我们许多的线下场景，比如说消费、社交、娱乐，但这些网络平台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平台这个词是一种隐喻，它遮蔽了网络平台并没有那么“平”，而往往是依靠人工干预的事实。平台加入算法后，可以干预话题的讨论、信息的搜索，引导信息流，最终实现商业的目的。直播带货就是商业和科技驱动的网络环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商业需要追逐资本，带货这一行为天然地把我们在屏幕上的欲望转化为物品交换的行为，过后用户又会不断地回到网络，创造下一个欲望，最终按下购买键完结欲望。这些商业属性驱动下的结果是，网络产品不会覆盖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艺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有在看这些直播带货平台，现在美术馆的在线直播，远远不及直播带货有趣。一旦你进入到一个直播间，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多少人来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打赏很多或者是他的言论让你觉得很有趣，点一下他的头像，看看这个人过去都发了什么东西，还能直接留言互动。这很像我们一起去参加美术馆开幕式的时候，经常能和旁边的人瞎聊两句，现实当中的社交体验非常好地通过宽带所能允许的平面符号的方式传递出来。当看到大家一起发出同样的心情，满屏爆炸的弹幕时，那种我跟信息之间的关系比我挤在人群当中的感觉还要舒服。但对我而言，这些都还仅是商业驱动的网络，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人类在从实体到虚拟生活实践的转变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情感实践，并没有找到类似的依托空间。在传统的公共领域，比如艺术机构，它扮演了一个提供艺术观看和讨论语境的角色，我们把现成品和日用品搬进美术馆，人们会站在艺术的角度上去审视一个日常的物件，由此牵引出对日常物件的讨论和理解，这个过程，推进了我们对物件的认知，也会推进艺术的发展。但是当我们环顾当下的艺术系统，你会发现它关注的仍然是以物件为主的创作，而整个网络的艺术平台，更多集中在以物件为主的展览或是作品的报道，原生于网络上的创作难以获得这样的关注度。我们需要的是更丰富、更开放的心态和空间，承载人们对屏幕不同的感知和表达。在今天这样高速发展的时代，每一位见证者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和认知或多或少地有所感触，却不太常去识别网络空间中的场景属性，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虚拟物，来承载商业以外的语境？“屏幕间”希望做的是去拥抱屏幕时代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去探索由屏幕链衍生的创造力生产、传播和消费，期待有更多的创作者或是其他领域的人能够参与到网络空间的讨论上来，而不只是商业属性的网络环境。我们从传统的艺术社群关系中获得灵感，做了一个数字的作品发布工具，它允许任何一个人将他们平时用手机创造的文字、图片等等可能会发到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在“屏幕间”的公众号上发布。这些内容在这里被称之为作品，喜欢作品的人可以购买收藏，获得发布者所认可的证书，实现它们的价值和版本。当这些平时在抖音或者是在朋友圈出现的内容，拥有了一个像作品一样的讨论环境，人们的社交关系就转换成为了创作者和收藏者之间的关系。“屏幕间”的介绍当中有一句话：“庆祝屏幕时代的自我表达”，为什么是庆祝？我提供一组数据，2016年我们有一个深入的调查，平均每天每个美国人会超过10个小时使用屏幕，中国的调查数据则是说平均每天每个中国人会超过5个小时使用手机。但在这样一个人类的生活实践越来越密集地发生在网络上的时代，我觉得屏幕上的创造力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数字媒体时代后出生的一代，他们非常熟悉如何通过这样的媒介进行创作和表达，那这些创造是不是艺术？或者说是否具有艺术性？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的艺术机构、艺术系统，是否有能力去承载这样的创造？
我在想，像美术馆这样的平台，如果它需要带货的话，那应该是另外的一种“精神货品”吧？我倒是觉得直播带来的是一种加速的变化。居家工作的议题在整个社会已经讨论了几近二十年，现在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进而再发展到大家都习惯的状态。变化促成了什么？过去两个人的对谈要经过文字的转换才能保存，现在这种数据直接就留在了网上，你可能在几十年以后都可以挖到原始的数据，成为一段保质期很长的记录。这个时候，原来文字上的修饰感慢慢消失了。刚刚我看大家的视频对话，能够感受到彼此表情、语气，这样的感知的精确度，远远超过了文字所赋予的精炼度。屏幕最主要的特征是一个界面，它就像印刷品一样。我们一直在说对印刷品的习惯，可能是因为我们从这个时代成长起来，对它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依恋，但我们也要看到，书籍从诞生到现在，也经过了从手工抄写到活字排版印刷、从精英珍藏到平民所有的漫长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屏幕还是比较新颖的介质，我们作为刚和它发生接触的一代人，很难去描述它未来的发展，但所有人都能看到它经过平民化传播之后带来的平等，相较于印刷品，这种平等已经发展得更加极致。有一个观点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跟语言相关联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人类语言依旧是沉淀在文字和文本的层面，但是假如日常用语能够在屏幕上更进一步地普及，人类的表情成为语言学的一种记录状态，文化会不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四季学术沙龙是坪山美术馆发起和主办、《打边炉》联合策划，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周期的常设性学术活动。该沙龙立足坪山在地文化的现实情境，强调跨学科、区域和国际对话，致力于建立坪山与全球艺术网络的互联，为地区发声，为建构坪山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助力。